我和她们穿越到北宋 第389节
赵俣想了想，问：“若是我将这种米定为皇家供米，是不是有利于这种米的发展？”
袁倾城摇摇头，表示这她就不知道了。
赵俣越想越觉得这事可行。
皇家供米的名号，于商人而言便是最耀眼的逐利旗号。
赵俣估计，要是这种只能在北方生长的水稻被自己钦定为御膳专用，其身价必然脱离寻常粮价的桎梏，一路疯涨至寻常百姓难以问津的高度。
这种溢价背后，是“皇家御用”赋与的稀缺性与荣誉感，当然，事实上这种水稻的味道也确实要强于南方那些生长周期短的两季水稻、三季水稻，而逐利的天性会驱使商人循着利润的气味蜂拥而至。
这么说吧，既然一亩地的水稻能换来数倍于寻常作物的收益，他们又怎么再甘心守着薄利的中原土地和南方土地？
那片被松花江、黑龙江滋养千年的沃土，土层深厚肥沃，有机质含量远超中原土地和南方土地，本就是天生的粮仓，只是此前因气候严寒、人烟稀少而处于半荒芜状态。
如今，既然有了袁倾城培育出来的耐寒耐霜的水稻品种，黑土地的低温劣势将被彻底破解，其肥力优势反倒成了增产的关键。
如果一切都顺利，商人会主动动用资本募集流民、雇佣佃户，带着最先进的农具与稻种北上，在冰封消融的黑土地上开垦出成片稻田；他们会效仿中原灌区的经验，修渠引水、筑坝储水，将松花江的支流引入田垄，把昔日的蛮荒之地改造成规整的水浇田。
这甚至有可能会形成连锁反应，也就是，商人为抢占优质的黑土地竞相投入，开垦面积逐年扩大；佃户与流民因稳定的收益聚居于此，形成新的村落与市集；粮商则提前布局收购网络，将收获的水稻一部分运往京城供应皇家与权贵，一部分销往江南富庶之地赚取丰厚的差价。
而高额的利润又会刺激更多商人投身开荒。
最终让东北的黑土地像后世那样成为支撑中国粮食供给的重要基地，也让北方水稻彻底摆脱地域局限，成为贯通南北的重要商品粮。
接下来，赵俣又看了袁倾城培育的适合北方生长的玉米、红薯、土豆之类的农作物。
不得不说，表面上看起来，赵俣完成了大一统，又开疆拓土，还让大宋繁荣富强起来，功劳好像大到了没边，而实际上，论对人类的贡献，赵俣真是拍马也比不上袁倾城。
毫不夸张地说，大宋的民众这些年之所以保证了温饱，甚至赵俣有资本去开疆拓土，去干那么多事，有很大程度都是靠着袁倾城研发出来了这么多高产、耐虫、耐旱、耐寒、生长周期短的农作物，解决了粮食的问题。
不然，赵俣治下的百姓饭都吃不饱，赵俣要是还穷兵黩武，下场只怕就得向赵佶看齐了。
视察完袁倾城的农业基地，赵俣又去了麻晓娇的研究所，去看她研制的新型拖拉机。
东北的土地，尤其东北著名的产粮基地三江平原，即有名的北大荒，河网纵横、湖泡密布，沼泽湿地占比超60%，土壤含水量极高，开垦前需先排水，否则农具易陷、种子难发芽。春季解冻后地表泥泞数月，夏季短暂且暴雨集中，易引发内涝。
这里沼泽区下伏泥炭层深厚，土质松软，无法直接耕种；平原边缘多盐碱地，农作物难以存活；缺乏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物资运输全靠人力和畜力，穿越沼泽时常常“车陷人困”。
面对这样的情况，袁倾城和大宋的一众官员决定采用“挖沟排水+修堤筑坝”相结合的方式将北大荒变成北大仓，开挖干支渠、排水沟网，将沼泽积水引入江河；在地势低洼处修建水库、滞洪区，调控汛期水位；对泥炭层深厚区域，采用“翻晒晾垡”技术，降低土壤含水量，再掺入沙土改善土质。
除此之外，袁倾城还提出了“引水洗盐”、“秸秆还田”、“种植耐盐碱作物”等方法，降低土壤中的盐分；利用沼泽土腐殖质含量高的优势，增施有机肥、合理轮作，提升土壤肥力。
再有就是，袁倾城培育出来了这些耐寒、早熟适合在东北种植的作物品种。
赵俣还做出重要指示，那就是修建铁路、公路，打通物资运输通道；建立农场，集中人力物力进行规模化开垦；改善居住条件，也就是，砖混房替代地窨子，建设医院、学校，解决开垦者的后顾之忧。
而这些都需要引入特定的大型拖拉机等现代化农机。
为此，麻晓娇特意改良了在几年前就已经诞生的拖拉机等现代化农机，而且特意制作了那种特大型的拖拉机，也就是那种不会被三江平原的沼泽地陷住的大型拖拉机。
总之，在大宋朝廷的人力、财力、物力的大力支持下，在赵俣等穿越者、赵俣君臣的正确领导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北大荒肯定会便成大宋的北大仓，东北也会因为大宋的正确治理最终成为大宋牢不可分的一块疆土……
……
第436章 千王之乱
…
这次赵俣派去救援日本的总负责人是吴用。
也就是，赵俣任命吴用担任日本宣抚使。
赵俣之所以派吴用去干这件事，主要就是因为，他想将日本据为己有，又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合适，而吴用可以说是赵俣手下最心黑的大臣。
当然，宋江其实也一样心黑。
但宋江近年来，功劳已经非常大了，短时间内不能再让他立功了，否则就会出现赏无可赏、封无可封的尴尬情况。
也正是因为如此，赵俣现在已经开始着重任用年轻人、新人，这些老功臣则是调到朝廷当镇国之宝。
赵俣这么做，其本质是为了构建一套动态平衡的治理生态，建立好大宋的人才梯队，省得像北宋末年那样，国家到了关键时刻，甚至是生死存亡时刻，没有人才可以用。
而从权力结构上来看，将功勋老臣置于“镇国”之位，实则是把他们转化为权力体系的“压舱石”。
这些重臣经历丰富、见多识广，深谙政治运作的底层规律与风险边界，其存在本身就是对权力失衡的隐性约束。
善待而不单独重用这些功高重臣，既避免了单一功臣因功高而形成势力垄断，又能以这些老臣自身威望对冲新晋群体可能出现的激进倾向，使政策推行始终保持在稳健轨道，更不致因权力更迭引发剧烈动荡。
这种“老人稳地盘”的设计，可以让未来的权力交接从“零和博弈”转化为“梯度传承”，既可以保障核心制度与治国理念的连续性，又能为改革创新预留了空间。
对年轻人来说，让他们奋斗在第一线，则既是给他们锻炼和出头的机会，也是对他们忠诚度与执行力的实战校验。
而且，老实说，负责甚至是主持边疆开拓、外域经略等事，更能暴露人才的短板与潜力，形成优胜劣汰的自然筛选机制，使真正具备治国之才的年轻人得以脱颖而出，而非仅凭资历或关系占据高位。
赵俣这种以事择人的选拔路径，打破了传统官僚体系中论资排辈的桎梏，让人才流动呈现出能者上、庸者下的活力，避免了官僚队伍的僵化与低效。
更深远的价值在于，这还可以形成，老人在朝廷以老经验托底、新人在前线以新思维破局的互补格局。
这种代际间的良性互动，既防止了因固守传统而陷入停滞，又避免了因盲目创新而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使国家治理在传承中迭代、在稳定中突破。
同时，这种机制还能强化国家的人才储备池效应。
这样，当国家面临突发危机，就像历史上的靖康之耻时，能够快速从储备池中抽调具备实战经验的人才补位，避免出现遇事无人可用的困境。